2015年1月20日，台灣各個電視台新聞出現了一則與遊民相關的新聞：「二名少年拿安全帽毆打73歲老遊民並錄影PO上網路」。第一天的新聞報導，播出二段驚悚暴力畫面。第一段畫面，二名少年持球棒及酒瓶，猛烈毆打在中和四號公園內睡覺的一名老遊民，老遊民發出「哎喲！哎喲！」的哀嚎聲，短短幾秒鐘，球棒被打斷，玻璃瓶破碎聲響不絕於耳。第二段畫面依然是二名少年攻擊老遊民的現場實況，老遊民驚恐叫喊「不要過來啊！」二名少年一邊狂笑、一邊攻擊老遊民，隨後鏡頭出現其中一名少年手上濺血，並對著鏡頭說：「我手上有血耶！他的血噴到我手上了！哈哈！」。這則電視新聞播出後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，平面媒體也以大篇幅進行報導。事發第二天，電視媒體依然關切後續發展，並報導了許多網民極為憤慨，正在進行「肉搜」二名惡少身份。毆打事件發生後第三天，警方逮捕二名涉案少年，並且也找到被毆打的老遊民，在警方的記者會中，這名老遊民成為媒體鏡頭下的男主角。老遊民說，他不會對二名少年提告，醫葯費只要二名少年賠他300元就好。而被捕少年，態度輕蔑的說：「我只是大聲一點而已！」少年母親則在鏡頭前痛哭失聲說：「我會向被害人下跪道歉！」到了第四天，電視媒體已不再報導該案，被毆打的老遊民是否獲得良好安置，或者他仍是夜宿在公園內？他為何無家可歸？被捕二名少年獲得交保或送進少年看守所？他們是否會接受心理輔導？自此沒有媒體聞問。

 

2015年9月8日東森財經新聞台出現一則與遊民相關的新聞，標題是：「這是我們住的台灣！台灣最年輕街友僅19歲」。這則將近2分鐘的新聞報導內容中，提到了三種不同的遊民樣態，包括：「60歲電子加工廠老闆變遊民」、「有台大學歷的遊民」及「求職不順、睡地下道的女遊民」。但新聞標題所寫的「19歲最年輕遊民」，在整則新聞內容中僅有一句話提到：「目前收容遊民最年輕的是19歲」，實際上電視台並未找到該名19歲遊民，亦未針對這個議題進行追蹤採訪。整體而言，這則新聞主軸並不是在探討「遊民年輕化」問題，而是在問「為何台灣近年遊民人數增加如此之快？」但電視新聞用的標題卻是「台灣最年輕街友僅19歲」，而不是與新聞內容相符的「台灣遊民年增200人」，其用意何在？無獨有偶，同年10月8日，三立新聞台晚間新聞也出現一則與遊民相關新聞，它的標題是：「5歲街友流浪 驚！小身體住22歲大人」。新聞前半段，敘述一名5歲小朋友天天到圖書館報到，讓人以為這名小朋友真的失去家長照顧，只能到處流浪，以圖書館為家。但新聞到了後半段，才揭曉這名「小朋友」已經22歲。如此說來，這則新聞跟遊民其實並沒有任何關係，「小朋友」實際上也不是無家可歸，那麼新聞為何不直接說明：「22歲腦性麻痺患者在圖書館遊蕩」，而要把標題寫成：「5歲街友流浪」，並在新聞前半段敘述中，讓觀眾誤以為我們的社會真的出現了5歲遊民？電視新聞硬要把腦性麻痺患者與遊民扯上關係，到底為什麼？

 

以上述「19歲最年輕遊民」這則新聞為例，如果媒體能找到這位遊民，那麼它涉及的領域包括：( 1 ). 家庭問題：這個年輕人可能來自破碎家庭？他的父母知道他成為遊民嗎？  ( 2 ). 教育問題：他是中輟生？ ( 3 ). 社會問題：如果他已離開學校，為何沒有進入職場？是否因為求職失敗經驗，或曾在職場中遭受歧視？他為何沒有參加職訓？社會局是否介入輔導？而「5歲流浪街友」這則新聞雖然悚人聽聞，但實際上如果真有5歲小遊民，失去家庭照護，他根本無法在街頭存活。電視新聞刻意把「22歲腦性麻痺患者」寫成「5歲流浪街友」，可能有其特定意圖與目的。因此，從上述三則電視新聞呈現的遊民樣態，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點：單點式、去脈絡化、標題悚動但未必是事實、放大遊民年輕化問題、突顯「不正常遊民」等。如果我們留意台灣電視新聞的遊民相關報導，可能會注意到，遊民大多出現在社會新聞中，他們身份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；另外，遊民也會常會和某些名人連結在一起，這些現象似乎不分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。戴瑜慧、郭盈靖 ( 2012 ) 延伸 Kendall ( 2005 ) 及 Tipple & Speak ( 2009 ) 對於遊民相關新聞的調查，發現台灣主流平面媒體報導遊民新聞類型，主要集中在「犯罪類型報導」以及「假日慈善報導」二大項，其各自呈現有關遊民新聞的樣態如下：

 

1. 犯罪類型報導：

此類型新聞又分為二類：(1).遊民是公共空間的危險物與犯罪嫌疑人。在這樣的新聞論述中，市民被二分為「正常市民」與「不正常市民」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對立衝突的，遊民是市民的安全威脅者。因此「正常市民」檢舉「不正常市民」（遊民），要求國家權力機關介入，驅趕不正常市民（遊民）。(2).大量集中在社會新聞案件，強調遊民是犯罪事件的主要嫌疑人，而遊民待過的地方，將成為治安死角與犯罪溫床。這類新聞報導，時有誇大不實的渲染，即使無任何犯罪事證指出遊民涉案，依舊可在標題或內文中見到遊民被突顯為犯罪者。

 

  2.假日慈善報導：​

遊民被塑造為是可悲的失敗者與可憐的等待救濟者，他們也再度被貼上「受害者」、「可憐的」、「等待救濟的」標籤，並弱化了遊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。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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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瑜慧、郭盈靖 ( 2012 ) 認為，這些主流媒體報導，強化社會對遊民的刻

板印象，並烙上歧視的社會標籤，例如酗酒、精神病、懶惰、危險與悲慘。遊民不僅做為「資訊窮人」，更成為「汙名化商品」，被觀看、評論、嘲弄以利媒體刺激收視。還有部分政治人物與社會團體利用「汙名化商品」具有的收視效應，主動操作遊民報導，以博取媒體版面進行造勢募款。在這樣二元對立的論述下，主流媒體將遊民刻板化為對立於正常市民的不正常社會他者；而社會對不正常遊民的態度，則擺盪於敵視與同情的混雜情緒中。戴瑜慧和郭盈靖的這些觀察，呈現出台灣主流媒體在報導遊民時所呈現的特殊偏向，但仍然沒有回答，主流媒體為何要建構這樣的遊民形象？